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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”辨
2019-11-18 郭彧 大商帮|商协会运营管理云平台

“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”辨

郭彧

《周易本义》卷首列九图,其中冠以“伏羲”之名者有四图:

《伏羲八卦次序》

、

《伏羲

八卦方位》

、

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

、

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

。

并云:

“伏羲四图,

其说皆出邵氏。

”

言“其说皆出邵氏”

,并不等于说“伏羲四图”皆传自邵雍。邵伯温言其父学曰:

“止有

一图,以寓其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。

”[1]据朱震《汉上易传卦图》所列,此“一图”为

《伏羲八卦图》

(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,即《先天图》

)

。朱震所列《伏羲八卦图》采自郑

夬之书,

而郑夬则是贿赂王豫仆人得此图,王豫则于共城拜邵雍为师而受此图。

邵雍移居洛

阳后对张岷讲学时又改称此图为《先天图》

。

《先天图》

外六十四卦圆图象天,

内六十四卦方图形地,

以寓

“天圆地方”

、

“天地相函”

、

“统体一太极”之义。方、圆六十四卦皆“一贞八悔”

,圆图之贞卦为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

。

在邵雍看来其八贞卦之方位与《说卦》

“天地定位”一节之说有合,因而邵雍有“天地定位

一节,明伏羲八卦”之说[2]。正因有此说,亦是邵雍当初为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命名为

《伏羲八卦图》的理由。后来,邵雍的“先天易学”臻于成熟,遂将《伏羲八卦图》更名作

《先天图》

。

就冠以“伏羲”之名言,邵雍是止有“伏羲一图”

。就图式而言,

《周易本义》所列《伏

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则与邵雍《伏羲八卦图》相同。可见,所谓“伏羲四图”

,只有第四图为

邵雍所传易图(本名《伏羲八卦图》或《先天图》

,朱熹更改作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图)

,

其余三图皆非出自邵雍。

我们来考辨一下《伏羲八卦次序》

、

《伏羲八卦方位》

、

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三图出自何

人之手,并讨论其说是否“皆出邵氏”的问题。

一黑白块《伏羲八卦次序》

、

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图乃朱熹作

黑白块《伏羲八卦次序》

、

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图乃朱熹作

朱熹言“伏羲画卦自然次第”曰:

“是从两仪、四象加倍生来底。

”[3《伏羲八卦次序》

(小横图)与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

(大横图)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所

作之图。

我们读

《文公易说·

杂问答·

答袁枢》

可知,

当袁枢看到这两幅图后,

就提出了

“四

爻五爻者无所主名”

、

“黑白之位尤不可晓”等问题。朱熹回信答辩:

“乾则三位皆白,三阳

之象也;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,下二阳而上一阴也;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,上下二阳而中

一阴也;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,下一阳而上二阴也,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、坎之上下二黑而

中一白、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、坤之三黑,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。盖乾、兑、离、震之初爻

皆白,巽、坎、艮、坤之初爻皆黑,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;乾、兑、巽、坎之中爻皆白,离、

震、艮、坤之中爻皆黑,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;乾、离、巽、艮之上爻皆白,兑、震、坎、

坤之上爻皆黑,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„„一画为仪,二画为象,三画则为卦,则八卦备矣。

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,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,方有六十四卦之名。

若径以八卦遍就加

乎一卦之上,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。方其四画、五画之时未成外卦,故不得而名之耳。

”又

就图的出处答辩:

“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,只是今日以意为之,写出奇偶相生次

第,令人易晓矣。其曰画前之易,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,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

秘,非谓画前已有此图,画后方有八卦也。

”

(朱熹我在前一次写给您的书信中就已经说明,

古时并没有这样黑白之位的易图,

而是我特意创造的,

为的是使人们易于理解八卦和六十四

卦奇偶相生的次序。

)

邵雍曰:

“阳不能独立,必得阴而后成,故阳以阴为基;阴不能自见,必待阳而后见,

故阴以阳为唱。

”又曰:

“阳得阴而立,阴得阳而成。

”又曰:

“独阳不生,寡阴不成也。

”邵

雍既有此说,他还会以独阳或独阴的“一分为二”为“四象”吗?

邵雍曰:

“八卦相错者,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。

”邵雍既有此说,他还会有“四爻五爻

者无所主名”的问题吗?

邵雍曰:

“太极既分,两仪立矣。阳下交于阴,阴上交于阳,四象生矣。阳交于阴、阴

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;刚交于柔、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,于是八卦成矣。八卦相错,然后

万物生焉。是故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四分为八,八分为十六,十六分为三十二,三十二分

为六十四。故曰“分阴分阳,迭用柔刚,故易六位而成章”也。十分为百,百分为千,千分

为万,犹根之有干,干之有枝,枝之有叶,愈大则愈少,愈细则愈繁,合之斯为一,衍之斯

为万。是故,乾以分之,坤以翕之,震以长之,巽以消之,长则分,分则消,消则翕也。

”

邵雍既于“八卦相错,然后万物生焉”之后言“一分为二”的“加一倍法”

,是从“一为太

极”开始的“一分为二”吗?

邵雍曰:

“乾为一,乾之五爻分而为大有,以当三百六十之数也;乾之四爻分而为小畜,

以当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也;

乾之三爻分而为履,

以当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之数

也;

乾之二爻分而为同人,

以当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之数也;

乾之初爻分而为姤,以当(阙)是谓分数也。分大为小,皆自上而下,故以阳数当之。如一

分为十二,十二分为三百六十也。天统乎体,姑八变而终于十六;地分乎用,故六变而终于

十二。天起于一,而终于(阙)地起于十二,而终于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万七千三百八十

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万亿也。一生二为夬,当十二之数也;

二生四为大壮,当四千三百之数也;四生八为泰,当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之数也;八

生十六为临,

当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一十五亿二千万之数也。

十六生三十

二为复,当(阙)之数也;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,当无极之数也。是谓长数也。长小为大,

皆自下而上,故以阴数当之。

”邵雍既有六十四卦易数的“加一倍法”

,那么,他所言“是故

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四分为八,八分为十六,十六分为三十二,三十二分为六十四„„合

之斯为一,衍之斯为万”

,如果不是指六十四卦的易数而言,此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?

朱熹自造黑白块大小二横图,用的是“卦爻”

(

《周易》原本卦爻符号不能“一分为二”

,

只好以黑白块替代之)一分为二的层累叠加。分一阳为二或分一阴为二,是“独阳能生”

、

“寡阴能成”

。这种分法与邵雍“独阳不生,寡阴不成”说相悖,因而“其说皆出邵氏”于

此不能成立。邵雍确有如同程颢所言要学得二十年工夫的易数“加一倍法”

,然而却不是自

太极开始的“一分为二”

,是朱熹将自太极开始的“一分为二”强加于邵雍头上,因而“其

说皆出邵氏”于此也不能成立。

二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图先见于王湜《易学》

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图先见于王湜《易学》

至于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图,邵雍只有“乾坤纵而六子横,易之本也”和“天地定位一节,


明伏羲八卦也”之说而无画图。乾上坤下,离东坎西,震东北巽西南,兑东南艮西北之八卦

方位图先见于王湜

《易学》

和杨甲

《六经图•大易象数钩深图》

。

朱熹言此图之说

“皆出邵氏”

似有所本。然而,邵雍却是以《伏羲八卦图》

(即《先天图》

)的贞卦而言“伏羲八卦方位”

。

以《先天图》八贞卦方位看,自然是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

。

“止有《伏羲八卦图》一图”已能

释明“天地定位”一节之义,不必再画蛇添足而画出什么“伏羲八卦方位”之图。

值得引起人们主意的是:朱震《汉上易传卦图》所列《伏羲八卦图》和《文王八卦图》

,

全是以六爻卦构成的易图。邵雍既然把六爻卦构成之易图称之为《伏羲八卦图》

,他就不会

再出以三爻卦构成的《伏羲八卦图》

(即朱熹所列《伏羲八卦方位》

)

。

《周易本义》释《说卦》

“天地定位”一章曰:

“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,乾南,坤北,

离东,坎西,兑居东南,震居东北,巽居西南,艮居西北。

”

(今人点校此句作:邵子曰:

“此

伏羲八卦之位,乾南,坤北,离东,坎西,兑居东南,震居东北,巽居西南,艮居西北。

”

)

前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图说:

“邵子曰乾南、坤北、离东、坎西、震东北、兑东南、巽西南、

艮西北。

自震至乾为顺,

自巽至坤为逆。

后六十四卦放此。

”

(今人点校此句作:

邵子曰:

“乾

南、坤北、离东、坎西、震东北、兑东南、巽西南、艮西北。自震至乾为顺,自巽至坤为逆。

后六十四卦放此。

”

)邵雍曰“乾坤定上下之位,坎离列左右之门”

,从无“乾南坤北”之说。

邵雍曰:

“数往者顺,若顺天而行,是左旋也,皆已生之卦也,故云数往也;知来者逆,若

逆天而行,是右旋也,皆未生之卦也,故云知来也。夫《易》之数由逆而成矣。此一节直解

图意,逆若逆知四时之谓也。

”

《先天图》圆图象天,有卦气的四季流行。

“图皆自中起”

,以

乾、姤之分界为中,以贞卦言,起乾向左行历兑离、震、坤、艮坎、以至于巽为顺(乾至震,

父先子后;坤至巽,母先女后,故有“皆已生之卦”说)

;起姤向右行历坎艮、坤、震、离

兑、以至于乾为逆(巽至坤,女先母后;震至乾,子先父后,故有“皆未生之卦”说)

。以

春夏秋冬之序,则“逆知四时”之积数就是“逆数之,震一、离兑二、乾三、巽四、坎艮五、

坤六”

(震一阳爻、离兑各二阳爻、乾三阳爻、巽一阴爻、坎艮各二阴爻、坤三阴爻)

。显然,

邵雍《先天图》六十四卦圆图的易数,是阳长阴消的六数,而且是一○型“循环无端”的模

式,

所以他有

“朔易之阳气自北方而生,

至北方而尽,

谓变易循环也”

与

“生则未来而逆推,

象则既成而顺观”之说。邵雍曰:

“天之阳在南而阴在北,地之阴在南而阳在北。

”

《先天图》

象天圆图乾卦为阳在南当夏至,坤卦为阴在北当冬至;

形地方图贞乾在北为阳,

贞坤在南为

阴。邵雍说“时可逆知,物必顺成”

,圆图起震一至坤六就是“时可逆知”

;方图一贞八悔之

贞卦(内卦)自下而上为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,就是万物自下而上的“物必顺

成”

。圆图的积数是“逆数之”的震一至坤六;方图的积数是“顺数之”的乾一至坤八。显

然,朱熹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将乾一至坤八之数标图上,这并非邵雍的本意。总之,以此图及

图说又及八数“皆出邵氏”

,非是。

三邵、朱易学思想有所不同,因而对易图之解释亦各不同

邵、朱易学思想有所不同,因而对易图之解释亦各不同

邵雍曰:

“老子知《易》之体者也。

”而朱熹却说“康节尝言老氏得《易》之体,非也”

。

显然,二人对《易》之体有不同看法。在强调“观物”的邵雍眼中,

“太极既分,两仪立矣”

,

是“一气分而天地判”

(一生二)

,天有日月星辰、地有水火土石,是为“天之四象”和“地

之四象”

(二生三)

。

“道为太极”

、

“太极一也”

,天地为两仪,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,

六十四卦象万物。如此在邵雍看来,

《系辞》

“易有太极”一节所述乃《易》之体,与《老子》

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说有合,因而有是说。而朱熹却以太极为“一理”

,

一阴一阳为“两仪”

,阴阳二画排列为“四象”

,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,阴阳四画排列为“十

六卦”

,阴阳五画排列为“三十二卦”

,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。其说“

《易》之体”是个

阴阳“加一倍法”模式。

“老氏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又更都无道理”

、

“有是理即有是

气,气则无不两者,故《易》曰太极生两仪。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,而后一乃生二,则其察

理亦不精矣”

、

“一便生二,二便生四,老子却说二生三,便是不理会得”

,由朱熹如此评介,

即见其“唯理”与邵雍“唯物”之不同。

朱熹每每对人说,邵雍“一分为二”之说是自“太极”说到六十四卦。然而,

《观物外

篇》

“是故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四分为八,八分为十六,十六分为三十二,三十二分为六

十四。故曰分阴分阳,迭用刚柔,

《易》六位而成章也”这段语录,是继“阳交于阴阴交于

阳而生天之四象,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,于是八卦成矣。八卦相错,然后万物生

焉”之后而立言,是以“卦之生变”述说以《乾》为祖的六十四卦(万物)衍化过程,因而

有“乾为一”

、

“一生二为夬”

、

“二生四为大壮”

、

“四生八为泰”

、

“八生十六为临”

、

“十六生

三十二为复”

、

“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”之说,此即“

《易》六位而成章”

,并非说爻画累加成

卦。邵雍既然主张“八卦相错者,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”之说,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“十

六卦”

、五爻排列为“三十二卦”

;既然主张“天之四象”与“地之四象”为“二生三”之八

卦,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。

朱熹不知邵雍所谓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图是由“卦之生变”而来,而教人曰“须先将卦

作一横图”

,用《伏羲八次序》与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。正

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《乾》至《坤》为“逆数”

,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,左方

起《复》至《乾》为“顺”

,右方起《姤》至《坤》为“逆”

,因而《易学启蒙》曰:

“如横

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,故曰‘易逆数也’

”

。此“圆图又只一半逆”

,实因横图起《乾》至

《坤》为“逆数”所致。

邵雍曰:

“先天之学,心也;后天之学,迹也。

”又有诗曰:

“若问先天一字无,后天方

要著功夫。

”准此,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,皆当属后天之学范畴。

《说卦》

“天地定位”一节

与“起震终艮”一节,皆有文字之迹,皆是“今之周易”内容,必属后天之学无疑。准此二

节之义所出之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图与《文王八卦方位》图亦是后天之学图。邵雍所创《先天

图》本身有卦画之迹,其图本是后天之图,只是因其可用来反映“有物先天地生”的道——

心《易》

,所以有是名。朱熹谓“先天者,伏羲所画之《易》也,后天者,文王所演之《易》

也„„文王之《易》

,即今之《周易》

,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”

,分别以《说卦》两节文字

为“先天之学”与“后天之学”

,显然不是邵雍本意。邵雍分《说卦》两节内容为“

《易》之

体”与“

《易》之用”

,皆是指《周易》体用而言,并无将“伏羲八卦”界定为“先天八卦”

。

邵雍主浑天说,以“天圆地方”相函之图为“太极”全体,而朱熹则主张“母生子”说,

以一○为太极。正因如此,方要将《先天图》内方图“取出放外”

。正是出于这一主张,方

改称六十四卦方圆合一之图为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图。

清代学者王懋竑亦指明:

邵子只有先天一图,

六横图乃朱子作。

[4]朱熹谓

“伏羲之

《易》

,

初无文字,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”

,则是指此图而言。在朱熹看来,

《先天图》是从六十四卦

横图中分拗转而成,

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。

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,

方会有如此困惑:

“

《易》

逆数也,似康节说方可通。但方图则一向皆逆,若以圆图看,又只一半逆。不知如何?”

邵雍曰:

“圆者数之,起一而积六”

、

“逆数之,震一,离兑二,乾三,巽四,坎艮五,

坤六”

;

“方者数之,起一而积八”

、

“顺数之,乾一,兑二,离三,震四,巽五,坎六,艮七,

坤八”

。这是邵雍就《先天图》六十四卦圆、方之图说顺逆之数。圆图象天之运行,以“一

贞八悔”之贞卦“逆数之”

,起震历离兑、乾、巽、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,是

一“○”型模式,因而有“逆知四时”之说。方图形地之生化,以“一贞八悔”之贞卦“顺

数之”

,起乾历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,因而有“天之

阳在北,地之阴在南”之说。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“逆数”

,待中分拗转而成圆

图时,自然是“又只一半逆”了。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,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

时?显然,朱熹的“∽”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。

朱熹有关

“先天图”

的主张,

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。

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

《易外别传》

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,

以中间虚处为

“太极”

,

下标

“天根”

,

上标

“月

窟”

,堂而皇之命曰“先天图”

。自章潢将“黑白鱼”形图改称为“古太极图”[5]后,又有

把俞琰“先天图”中“太极”二字替以“黑白鱼”形图者[6]。邵雍创为“天圆地方”之《先

天图》

,

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。

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

“太极全体”

,

天地为两仪。

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“先天图”

,则是有天无地,以“太极”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,又

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“两仪”

,显然与邵雍不同。二人“先天之学”

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。其本源有“观物”与“唯理”之不同。

四、

“伏羲四图”的辩证具有现实意义

四、

“伏羲四图”的辩证具有现实意义

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,对周敦颐、邵雍、朱熹的“道学”多有辩证。王夫之、黄宗羲、

黄宗炎、毛奇龄、胡渭、李塨等人对《易》象数学(包括各类易图)均有所论述,而辩证源

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。

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。

这些

人对《周易本义》

、

《易学启蒙》之图的辩证,如《河图》

、

《洛书》

,辨其原委指明舛误,可

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。然而对“伏羲四图”之辨,则多有未明,几乎全是“朱冠邵戴”

,

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“先天之学”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。黄百家纂辑《宋元学案·百源

学案》

,竟将朱熹所作“黑白之位”二横图采入,又将张行成所作《气候图》当作邵雍“先

天卦气图”采入,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《易钤宝局》所推之《挂一图》和《既济图》

。凡此

数端,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。

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,多是本

《百源学案》而谈

邵雍理学,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“先天之学”

。分而见其精,方能合而见其

大。之所以论述有涉“先天之学”而不精,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,一是过于相信朱

熹对“先天之学”的诠释。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,毕竟各是各的“先天之

学”

。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《老子》

,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。南宋偏

安于一隅,其时道教空前发展,朱熹为着倡明儒学,对邵雍的“老子知《易》之体”和周敦

颐“自无极而为太极”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,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。以朱熹的学问,他

当然明白所谓“老子知《易》之体者也”之所指,亦明白“无极”是老庄的概念。其高明之

处恰在于能将《先天图》

、

《太极图》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,能为理学所用。周敦颐原本

并不出名,

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,

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,

是朱熹将其

“先天之学”

重新诠释而写入《易学启蒙》

。今天,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、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、

理学思想,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,而不能含糊其词或“朱冠邵戴”

。如此,方是分

而见其精。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

《内圣外王的贯通——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》

和唐明邦先

生所著《邵雍评传》

,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。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,则得益

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。

笔者因研究《易》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,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。然而

又每见凡涉及

《易》

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,

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。

任继愈先生说:

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,

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、

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

的文章、著作就是成就。把重大问题、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,就受到称赞。几十年

间,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,比如:对范畴发展的研究;专题、专门学科的比

较研究;专人、专书的研究;断代的研究;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;等等。有了大量分科、专

题研究作为基础,再写中国哲学史,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。

”[7]我们以分科、专门的

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,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。我想,

《周易

本义》卷首“伏羲四图”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。

注释:

1见《易学辨惑》

2见《观物外篇》

,下同。

3见《朱子语类》及《文公易说》

,下同。

4见《白田杂集》

5见《图书编》

6见《翼元》

7任继愈:

《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》1991年12月8日《周易》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

2004年1月5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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